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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湖泊，以及我们居住的地方”，

这个活动将放映李珞的新片《河流和我的父亲》，之后会有一个关于东湖的讨论，欢迎在武汉的朋友过来一同分享和水、和这个城市有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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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东湖

  这部片子变成我的氧气罐。

去年4月，creep 回武汉。中间有一次聊天，他讲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些故事，就是那种有很多心理细节的故事。能讲这样的故事的人总是让我惊讶，或者说让我羡慕，我自己对细节的记忆能力极差，而且对“整齐”追求得过了头，所有乱杂杂的东西都会被我安放整齐，为此我少了很多乐趣。

creep 的故事里头，有一个讲的是到东湖游泳。他是汉口人，我认识的汉口人都是在长江里游大的，不过，我猜想，到东湖里游泳在武汉少年大概是最常见不过的想法了，更早的时候，creep 的故事我在家住武昌的破浪同学那里也听来了一个他的版本。

中学时候，creep 和几个同学约着去游东湖，不记得是不是从临波门出发，他们要游到对岸的磨山。他们把衣服放在塑料袋里，袋子系在一个轮胎上。据我的记忆，他说是游了三或者四个小时，磨山还是很远，回头出发的地方也很远，放弃也不可能了，只能继续游。这是一个多枯燥的过程啊，伴随着一种绝望，对抵达终点时的想象完全没有办法给人动力，而且同伴游得都比他快，恐怕有人已经上岸了，他心里估计就是这么想的。又过了很久，他终于看得到头了，的确已经有同伴在岸上等他了。就是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水面漂过来一些东西，躲是躲不了了，他只能硬着头皮游完这段不短的距离。

那些东西是沿岸的餐馆为这个淡水湖贡献的剩菜油污。在破浪潮同学经历的版本里，是排泄物。

过去的一年里，我常常想起这两个故事，除了觉得好笑，我按我的思路也有了一条分解和记忆这些故事的线索。就是在听过 creep 的这个故事不久之后，有一天晚上看了 Peter Watkins 的 Edvard Munch 。那个晚上没有睡着。要命的缺点让我完全不记得，为什么这个片子让我满脑子都在想和武汉这个城市有关的一切，也包括朋友们的小故事。我和老疙瘩的讨论一直围绕着一部关于武汉的电影在进行。细节就都没有了。

上个月，creep 回来拍片子，剧本里有一场就是上面这个故事。

应该是2000年12月的时候，也许是8号，经过在论坛上要求，有天晚上大家到武工大看老疙瘩的作品，散场后我和 creep 还有斜阳相认了下，我们三个一同从地下室走到校门口然后分头离开。这么些年来，creep 和我一直保持联系，有时也就是一年一封邮件，奇怪的是，除了过去的一点讨论和数量很少的邮件，我对他这个人完全不了解，却觉得亲切。自然，这很可能和我若干年前偶然得知我们是同一天生日有关系。这是很附会的想法：既然我们又不同年，那差的可是好几百天了，呵呵。

这回在现场，我不止一次会用我自己的反应去猜测他的想法。但事实证明，几百天的差别很大。就说 creep 他在想东西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跟他说话他都听不见，我可从来没有这样优秀的表现。预报有大雨的那天，结束一天的工作以后，卡宾枪手在往回赶的路上跟我说的头一句话就是，这片子挺抒情的。我们并没有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我对这部片子有的是另外一些担心，这些和 creep 也没有讨论。不过，我知道，我的脑子里头之所以会对这回的拍摄有一些想法，是因为，他的剧本让我想起了去年那个睡不着的夜晚的一些细节。

我期待看到他的成片。

我在武汉，说不定会一直住在这里。最近我常有种感觉，似乎八年来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我的意思是，一些老问题我都没解决。那些八年前由电影帮我分析明白的问题如今在网络生活形态的变化中又变得明显起来。我从BBS时代接触网络，那时发言就不积极，但论坛的好处是，一个版面上经常有不同人发出来的主帖，我这种潜水的人会莫名其妙地觉得安全。不象在这博客时代，我因此产生一种网络的广场恐惧，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才好。写前面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原本打算写写武汉这个城市，或者，我的意思已经以一种自我隐藏的方式出现在了这些文字的反面？我试着慢慢写完这个故事，也许可以消除一点停留在这广场上的恐惧。

红：

1924年，“平抑危机”在德国电影业开始发作。

蓝：

德语短片制作数量锐减（美国的slapstick被大量引进，构成短片的大部）。

绿：

德语长片的制作数量得到保证仰仗的是德国政府的法令，要求每引进一部外国制作就必须拍一部德语片，于是就有了Kontingentfilm（配额影片，不适用于短片制作）。很多配额影片被制作出来只是因为好莱坞的老板需要一张进口影片的发行许可证，根本也没被发行过（Ruttermann的《柏林：大都市交响曲》就是一部配额影片）。